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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6-14

中国当代艺术最关键的时刻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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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月中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装修后重新开张,拖了两个月终于去亲眼见了这个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颇有影响力的美术馆。2月末天气还有点凉,这不是探访798最好的时候,园区里的人并不多。

  即便是第一次来798,也会被UCCA门口的三只红色恐龙吸引,会让你第一次就记住这间美术馆。

  现在UCCA有了比恐龙艺术装置更吸引眼球的布置,原来UCCA商店、美术馆的红砖外壁以及隐蔽的美术馆入口,全部被玻璃取代。UCCA以不规则的波浪形状玻璃作为外壁,这块玻璃墙看着很像北方商场冬天门口的塑料门帘,让坚硬的玻璃反而有种随风而起的柔软动感。

  “2012年我们搬到前面,邀请建筑师张永和帮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入口。现在我们希望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到我们是什么,里面在发生什么,最重要的是把大家引进来,玻璃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在采访UCCA馆长田霏宇时,他这样解释这一改变。

  798艺术区的前身是新中国“一五”期间建设的718联合厂,厂区建筑是由苏联援建、东德副总理厄斯纳亲自挂帅设计的,这种包豪斯建筑风格即使在德国也已经不常见了。

  因为798园区原为生产高精密机械零件而建,不少厂房都是天窗朝北开,不同于当时一般建筑朝南开窗,因为这种采光可以充分利用天光和反射光,保证了光线的均匀和稳定,原是为了减少太阳光对钢、铁零部件的反射,意外的是这种光线条件恰好也对艺术家创作和作品展示有利。

  不过厂房终究不是为了艺术而建的,“我觉得要从规划的角度讲,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什么规划。798艺术区的产生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活动,比如艺术展览、艺术创作。为了这些活动而解决一些问题。但这一问题可能解决得并不会很好,毕竟它的原型是工厂,并不是专门为艺术家而设计的艺术区。”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师韩文强在此前的采访提到,798对于艺术来说并不完美。

  798原厂区在90年代工厂转产或停产后,便面临空间再造问题,那是第一次798和艺术挂上关系——1995年中央美术学院迁校期间,以大山子地区的厂房作临时校址。2000年迁往新校之后,部分教学人员仍留在798从事艺术活动。

  2002年,美国人罗伯特租下了这里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书店;旅日艺术家黄锐进入厂区并引入东京东京画廊设立展馆,此后,798开始吸引大批艺术家进驻。

  厂区本计划于2005年拆除,被打造成为下一个“中关村000931)”,但已经在798工作和生活了几年的艺术家们为了保住798向艺术区发展,先后向政府递交提案、举办艺术节等等,甚至吸引到国际媒体的关注。2006年,经过商议,798成为“北京市六大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之一”,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身份取代原来的电子城600658)被确认下来。

  最开始798的租金只有0.2元/平方米/日,到现在不乏4-6元/平米/日的房租,随之而来的,798变得更像一个游玩胜地而不只是个转为艺术家准备的艺术区,不少艺术家选择离开。

  像798的发展轨迹,其他艺术区也都经历过。美国纽约苏荷区(SOHO)在19世纪是最集中的工厂和工业仓库区,当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后,苏荷区面临和798当年一样的转型困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安迪·沃霍尔等一批美国新锐艺术家在苏荷区生根,游客们随之被聚集于此,地产商嗅到了商机,社区的商业气开始越来越重,连锁餐馆、高档店铺等纷纷进驻,房租也水涨船高,对很多艺术家来说,苏荷区不再是天堂。这种现象也被社会学家称为苏荷效应。

  与国外艺术区不同的在于,798虽是自主有机地诞生的,但后来有厂主物业、管委会(即政府)与艺术家群体一起构成社区的三方,彼此制衡,管委会会在一定程度上把握798的商业化进程。

  “一开始798其实也跟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艺术区一样,是因为艺术家可以在这里找到便宜的工作室开始的,有那么黄金的几年,”田霏宇说道,“798原来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现在已经不算远了,虽然还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零几年的时候,一些艺术家嫌游客多,或者房租贵,开始搬出去,现在园区又把艺术家们请回来了。”

  在田霏宇看来,无论是UCCA还是798都经历了两个关键点,一个是2008年奥运年,一个是2015年左右的创业潮。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家一般都为兼职,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在家做艺术。2000年后,艺术行业富裕不少,民营艺术馆开始萌芽,到2005年已成井喷之势,两年后,由尤伦斯夫妇创办的UCCA成立。

  前文提到,2006年798才确认成为“北京市六大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之一”,“奥运之前成立了管委会后,798开始往艺术这块转型,那时候就很刻意地把这个地方定位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胜地,希望可以通过艺术引流,哪怕只是做成旅游都挺好,会有人愿意过来参观。大概在奥运期间,有种成型的感觉,发展到了一个小高潮。”田霏宇说。

  2008年艺术行业有起色不仅因为奥运契机,那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471美元、北京市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2000美元,艺术市场才会启动;只有当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才会有大规模的公众对艺术品收藏感兴趣。

  田霏宇是2011年12月加入UCCA任馆长一职的,他回忆,最开始人们并不看好UCCA,因为它的规模之大几乎是当年独一无二的,很多人认为现有市场无法容纳这么大体量的艺术馆,没想到十几年坐下来,春天越来越近了。

  “我觉得这几年会是比较关键的,从2014、2015年到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所谓的‘普通人’现在对当代艺术也有一定接受度,愿意把艺术展览当做一个文化消费。看展被与看电影、逛街放在一起考虑。”田霏宇认为大众的行为改变让他看到了将这个事情做下去的可能,可以让艺术馆对商业赞助的依赖减少。

  的确如此,看展成了年轻人闲暇时新的消费习惯,不过最受大众欢迎的还是那些适合作为拍照背景、发布朋友圈的网红展,艺术性反而不是大众去考虑的首要因素。

  其实对于刚起步的民营美术馆来说,举办“网红展”是他们很好的营销、和实现收益的机会。不过对于UCCA这种对艺术性、学术性要求极高的艺术馆来说,是绝不可能策办网红展的。但网红展的走红是一个开始,对于从来不看展的大众,去网红展拍拍照是他们踏入艺术领域的第一步。

  田霏宇并不认为UCCA此时决定在中国进行扩张是不合理的,“瑞士几百万人口却有1000多家当代美术馆,现在是很好的扩张时间段,我们已经积累到可以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瑞士是世界上人均美术馆数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上千万人口的中国一线城市却没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美术馆数,“上海确实是有一些艺术机构,但你去深圳,可能就那么一两个做得不错的,这个空间太大了。比如武汉、成都等等,其实是能支撑一个很好的当代艺术馆的。”田霏宇说道。

  在国内,艺术市场发展较好的城市要数北京和上海了,甚至有人认为从美术馆数量和级别上来说,上海已经取代北京成为中国艺术中心。“上海职业经理人的文化比北京发达一些,月薪也比较高,如果以消费者的心态去接触当代艺术的话,这个文化是比在北京要稍微成熟一些,包括自我欣赏的文化,也比北京要稍微疯狂一些。我经常在上海看展发现很多人带着自己的拍摄团队,”田霏宇认为上海、北京有艺术消费上的不同,但北京在艺术家数量、藏家的水平上有非常高的水准。

  “比如这次做徐冰的展览,我们发现北京的泛文化的群体是比较强大的,展览吸引了不同文化领域的人,做文学的、做舞蹈的、做戏剧的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是非常非常难得。”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田霏宇认为我们不应该怀疑中国其他城市对艺术的消费力,当初北京的UCCA也是从质疑声中走到了今天,他也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去比较上海和北京的艺术发展,因为如今的发展程度还远没到需要决一高下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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